2024 年 9 月，Amandla Thomas-Johnson 还是一名在美攻读博士的留学生，他持学生签证入境，在一次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短暂停留了几分钟。 2025 年 4 月，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向Google发出行政传票，要求调取他的账户数据；一个月后，Google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况下将相关信息交给了 ICE，打破了其近十年来对用户的公开承诺，即在向执法机构移交数据前会提前告知当事人。
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已向加州和纽约州总检察长递交投诉，要求对Google涉嫌在用户数据问题上实施“欺骗性商业行为”展开调查。 EFF 指出，Google曾在政策中承诺，在接到包括行政传票在内的法律程序要求时，会提前通知用户，以便用户有机会提出异议，而 Thomas-Johnson 案中这一保障被直接绕过。 EFF 的律师多年后才拿到相关传票文本，发现 ICE 请求的虽主要是订阅者信息、IP 地址、物理地址、会话时间等“元数据”，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已足以绘制出详细的监控画像，包括大致位置、居住地址以及与家人朋友通信的大致时间线。
Thomas-Johnson 在文中回忆称，他原以为自己的“移民噩梦”在离开美国、从尼亚加拉瀑布口岸进入加拿大时就已经结束。 在特朗普政府治下，联邦权力实际上被用来针对像他这样的国际学生：联邦探员曾上门找他，一名朋友在坦帕机场被扣留并被盘问其行踪，这迫使他躲藏三个月，最终选择离开美国。 他本人拥有英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双重国籍，职业是记者兼博士生，从未被指控任何罪行，但他相信，一旦离开美国领土，就能摆脱美国当局的触及——事实证明，他错了。
几周后，他在瑞士日内瓦收到了Google发来的看似例行的电子邮件，称公司已向国土安全部移交了他的账号数据。 起初他并不紧张，因为此前他的同事 Momodou Taal 曾在Google和Facebook交出数据前，提前收到传票通知，最终在律师介入下，执法机构撤回了请求。 然而，这次邮件措辞不同，语气是“既成事实”：Google写道“已经收到了来自执法机构的法律程序请求，并据此交出了与你 Google 账号相关的信息”，Thomas-Johnson 并未获得任何事前告知或申诉机会。
他强调，这不该是事情正常的处理方式。 Google在公开政策中承诺会在将数据交给执法机构前向用户发出通知，以便用户有机会挑战请求，可在他的案例中这一承诺完全落空。 在他看来，这发生在一个针对参与受宪法保护的政治言论的学生的政府行动背景下，使得事件更显严重。
这次经历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执法部门的目标，而掌握海量数据的科技公司则可能在其中扮演关键“协助者”。 当国家权力与企业数据、算法推断结合在一起时，会形成一种难以察觉、更难以抗辩的监控体系。 对他个人而言，后果并非抽象：尽管已经离开美国，他仍觉得无法真正摆脱美国政府的触角，对未来的报道工作、回加勒比探亲的旅行安全，以及自己是否已被“标记”为重点对象等问题充满不安，却难以追问究竟谁需要为这一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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